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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考古“寻根问祖”梳理实证以史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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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城”修“路”的远古家园,瑰丽惊人的玉器世界……凌家滩远古文明之火,闪耀成中华文明源头的璀璨星光,揭示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帮助炎黄子孙找到“何以中国”的时代答案。

  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入口左侧正前方是正在建设的凌家滩遗址博物馆。这是目前省内唯一一座建在大遗址上的博物馆。带着探访中华远古文明目的而来的游人,不经意中已将这个身处旷野中的建筑工地,与城市中的钢筋水泥世界区别开来,机器的轰鸣声随风飘散并不嘈杂,而他们更乐于讨论建成后的博物馆,楼面绿化该种花、种树,还是种水稻?

  这不是一个唐突的提问,却是一个基于一定考古知识的“脑洞”。凌家滩,这个地处长江下游的大遗址,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壳。共同的物质资料、相通的审美表达,勾连起了远古和当今的对话。考古发掘成果,正是在不断地发现产生勾连与共鸣的要素。

  2020年,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开始了。在此后的3年里,这个地方进行了两次勘探、四次发掘。还原这个“理想场所”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大工程,“岗地”这次依然为咱们提供了一些答案。

  岗地东南角大型红烧土遗迹地点、墓葬祭祀区西侧地点和外壕北段地点,是此轮发掘重点。通过发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张小雷和他的团队,确定了岗地东南角大型红烧土遗迹的范围和局部的堆积结构,复原总面积约3400平方米。

  红烧土,是我们探访史前遗址需要学习的“行话”。这种用火烧烤过的黏土,是新石器时代建造居室的材料。在本次考古发掘中,红烧土堆积底部有大型建筑遗迹,已被初步认为其与其西侧区域共同组成一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在墓葬西侧区域发掘地点,发现了人工用石头铺筑的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存,同时在其上部发现了一处燎祭坑,里面出土了大量的玉石器和少量陶器。在外壕北段的发掘区域,考古人员发现外壕的底部有大量的凌家滩晚期陶片,这段外壕的南侧是凌家滩的岗地,考古人员还惊喜地发现这段岗地也是人工铺垫而成,堪称本轮凌家滩考古的重大突破。筑“城”修“路”、生产生活,远古的“建设者们”,如何极致地发挥勇气与智慧,建造他们的理想家园?

  1998年,在考古队领队张敬国的带领下,凌家滩遗址墓葬发现区域开展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发现一处人工建造的祭坛遗迹,也是在这一年,凌家滩考古发掘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个祭坛,为三层式建筑,最底层为自然黄土累积,往上第二层则铺垫石块,最上面的一层则类似于现在的三合土,由石块、黏土等混合夯成。

  经过多年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2013年,凌家滩遗址第二任发掘领队吴卫红开始了又一次考古发掘,找到了凌家滩先民的居住区——位于墓葬区以南、裕溪河以北的区域,在这里还发现了大型红烧土块遗迹。同时,通过考古发掘,一条起于裕溪河、止于裕溪河呈现为半圆形的大型人工修筑的壕沟遗迹也被揭露。在墓葬区外围,他们发现了第二条大型壕沟,为墓葬区构筑起一道保护屏障。

  面对30多年来三古人的“答卷”,研究者们给予了比较一致的判断:从壕沟、祭坛等大型建筑看来,凌家滩先民已经掌握了营建大型公共设施的能力,反映出有组织性的社会调度能力,同时进行农耕种植、饲养家畜,丰衣足食。数量、样式都极为丰富的玉器,则彰显着凌家滩远古先民的神巫、图腾等崇拜,同时体现着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进程,进入了“以玉为礼”的新的社会形态。

  ——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有没有互动交流、交融影响?

  在新一轮考古发现中,出土玉石器依然是令人震撼的存在。祭祀坑内共出土陶石玉类文物260余件,出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玉器以玦、管等小型饰品为主,含有少量新器型,最特别的是一件龙首型玉器,是中国史前考古的新发现。同时,也出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体量最大的玉璜。

  凌家滩的玉,闻名当今世界。2022年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奖牌设计取其双连壁元素可以佐证。

  在刚刚落幕的“璀璨星光——凌家滩文化展”中,我们正真看到了那些珍贵文物集体亮相:巨型石钺,来自故宫博物院,器身中部饰一实心对钻孔,重达4.25公斤。兔形玉梳背,可爱灵动,为玉冠饰。大玉石猪,利用玉料自然形态雕刻而成,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猪形玉雕。月牙纹石锛,是凌家滩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刻划符号的石锛。立姿玉人,浅浮雕制成,以直观真实的形象展现凌家滩人祭祀活动与精神世界之简貌。玉龙,龙作为中华文明最具象征性的形象符号,是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信息载体。玉鹰,“鹰—猪—太阳”合体,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展示出凌家滩文化玉器制作流程与工艺的精良、写实化的审美心理、崇尚“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念,以及极具想象力的创造精神……的确,凌家滩遗址出土的1100余件高规格玉器,种类非常之多、造型独特、琢磨精致,玉版、玉人、玉鹰、玉龙等代表性玉器在思想与历史价值、工艺与艺术造诣上别开生面。

  与此同时,凌家滩与其他史前文化互动交流、相似文化因素的类比研究,也随着这场展览成为爆款话题。

  “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这是一句大众熟知的定论。红山玦形玉龙、红山玉鸟、良渚玉冠形饰等20余件精品文物,也在此次展览中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玉器专家刘国祥等认为,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南北两大区域之间有着交流、交往、交融关系。良渚文化的“王”同样葬在祭坛附近,同样以丰富的玉器覆身,良渚的很多玉器制作技术,都能在凌家滩找到源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表示,从地理位置、时间跨度、玉器制作等方面都显示出凌家滩遗址与良渚遗址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此外,在长江流域的一些其他史前遗址,也能找到与凌家滩部分玉石器极为相似的元素……所有这些,都更清晰地指向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一体性。

  玉器见证了中华文明形成和连续发展的光辉历程,是延续文明血脉的核心物质载体。那些透着某种内在相似性的玉器造型或是制玉行为,可为今天的人们感慨古文明之盛大,也为今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3月底的凌家滩考古遗址公园,春景正好。1.8公里步道两旁,既是黄萼裳裳绿叶稠,又有一树梨花压海棠。

  一年年冬去春来,这片土地也在拔节生长。2013年12月,凌家滩考古遗址公园入列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立项名单,2022年12月,凌家滩考古遗址公园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今年2月16日召开的安徽省文物局长会议上,已明确将指导编制申遗文本和规划,推进凌家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在当地村民程鸿达看来,守护这个与家门一步之遥的遗址,无需华丽的辞藻来解释缘由。如今,作为凌家滩考古队员的程鸿达,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别的队员一起奔赴现场参与考古发掘,并进行出土文物的绘图、修复等工作。他说从小到大,凌家滩的考古发掘故事天天听,早就可以背下来了。但直到2017年以来,随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逐渐完备,他正式参与考古工作,终于完成了从受到启蒙到全身心投入的蝶变。

  最初的启蒙来自父亲。程鸿达的父亲叫程年仓,1985年凌家滩遗址被发现时,他目睹了考古发掘的震撼场面,见证了精美玉器的出土过程,分享过发现凌家滩大遗址的喜悦。程年仓就此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三十五载栉风沐雨、日夜守护,担当起凌家滩大遗址义务看护员的重任。现在,尽管年事渐高,他依然天天都会来到路口边那片核心区域,拔草除垢,静静守护,看着慢慢的变多的游人寻访遗址,也看着慢慢的变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干事创业。

  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副主任戴胜生说,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夯实考古研究基础地位,加速推进文保项目,一方面激活文物时代价值,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遗产共保共享,形成了大遗址保护与文旅融合、文化传播以及城乡发展共生共赢的新模式。因为有了这样一群家乡人的悉心呵护,凌家滩大遗址也始终能以祥和、宁静、整洁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2022年,凌家滩考古遗址公园被评为全省“十大新晋网红打卡地”。在抖音、知乎、小红书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凌家滩的打卡笔记和旅游攻略不计其数。自2017年4月研学旅行基地对外开放以来,考古遗址公园已接待观众60多万人次,其中中小学生及高等院校大学生约28万人次,这里俨然已成为大中小学生了解中华悠久文明的第二课堂。

  为什么关注凌家滩?在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文化学副教授陆维玲看来,当初是那个“很傲娇的玉鹰”成功地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后来,她作为讲解员志愿者,参与了“璀璨星光——凌家滩文化展”的讲解,更多地了解到来自普通观众的理解。

  “凌家滩是什么时间段的?凌家滩玉版上符号代表着什么?玉龟玉鹰玉龙玉人代表什么文化?凌家滩的内外壕沟附近有城墙吗?凌家滩未来会不会发现文字?……”

  陆维玲悉心收集了普通观众对于凌家滩的疑问。她认为,其中不乏猎奇的话题,但更多的是将凌家滩文化的阐释,化为自我对于中华文明史的思考、对于文化共同体的自信、对于民族精神的自豪。我们已然知晓,文明之星光,诉说着何以中国、何以故乡,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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